JBO竟博是“一位难求”还是“一度停摆”?青少年宫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常见问题     |      2024-06-12 17:05

  JBO竟博北京二环边的平安里西大街,中国儿童中心内,以“六一”为主题的园区装点得如童话世界一般:创意十足的互动装置、五彩斑斓的打卡点、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精彩纷呈的体验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充满欢乐与探索的奇妙天地。

  园区的科普嘉年华活动现场,一位陪同孩子体验科创编程的家长,正在认真地和工作人员咨询相关班型的暑假排期。“学期中的篮球和美术班我摇了两次都没中,暑假看看有什么好的兴趣课,接着摇。”这位年近四十岁的北京西城区宝妈笑着告诉南都记者。交流中她透露,她8岁的孩子已经参与数次该中心春秋季兴趣班的报名摇号,但都遗憾未中签,“真的很抢手,一上线就是秒光。”

  与教育资源丰沛的一二线城市少年宫“一票难求”形成反差的是,部分中西部乡村乃至地市的青少年宫则“一度停摆”。

  “双减”政策落地已有三年,让校外教育基地、青少年宫迎来一个“生长期”。在业内人士看来,青少年宫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青少年的兴趣培养、校外教育是刚需;但与此同时,课程服务窄化、师资培养受限、教育质量不稳定、平台整合不到位、管理体系不统一、保障激励机制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始终横亘在公立教培发展之路上。此外,不同地域间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现象,也持续冲击着国内课外教育市场的分化进程。

  面对倡导个性化育人和全人教育的时代新要求,各地青少年宫又是否能突破发展困境,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全国课外教育资源区域均衡之路又将迈向何方?

  2023年7月25日,孩子们在合肥市肥西县紫蓬镇中心学校少年宫练习书法。 新华社发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如今在北上广深各大一线城市,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立课外机构的学位名额往往都需要通过摇号。例如杭州,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更是一号难求。据媒体报道,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2021年暑秋兴趣班摇号,1对1的单体课程中,钢琴摇号比例曾达到281:1;而诸如自然英语、奥尔夫音乐、儿童美术、硬笔书法等热门项目,摇号比例均超过20:1。

  “我们中心的兴趣培养课程一直比较走俏。”走访中,中国儿童中心儿童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的周晓蕾老师向记者介绍,除了传统优势的素质类兴趣班,近年来儿童中心还积极构建“大国少年”核心素养课程体系,并于2019年联合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腾讯研究院等共建了儿童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持续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儿童AI课程应用和实践研究。

  “我们中心有近400位专业教师,每学期开设100多个门类的课程,近2200余个兴趣班型,每年服务近6万人次。”中国儿童中心招生负责人赵静向记者娓娓介绍着历届课程。记者注意到,儿童中心开设的课程形态兼具传统优势专业课程、新型跨学科综合课程、主题式选修课程、冬夏令营和研学活动等各种类型,囊括了科创编程、国学书法、舞蹈声乐等诸多丰富的课程门类。

  “在这儿上课也不用担心被坑,外面的培训机构跑路的太多了。”上述受访宝妈坦言。在她看来,虽然儿童中心需要摇号,但比市场机构便宜三分之一甚至近半的普惠价,加之对官办机构课程质量及师资的信任,课程受到一众家长追捧也是情理之中。

  实际上,不只北上广,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公立培训机构的兴趣班也是一位难求。在小红书里,有关少年宫摇号的笔记比比皆是,在诸多笔记中,甚至有人贴出摇号的“保姆级”攻略、有人汇报录取“战绩”、也有人发牢骚,“少年宫摇号就没中过!”

  此番热闹抢课的场景,令人不由联想起上世纪中国青少年宫曾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

  八零、九零后一代对“青少年宫”并不陌生。那些被父母牵着手在不同兴趣班间奔波的日子,那段在课余时间涌进少年宫在兴趣海洋中遨游挥洒的时光,曾是一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但彼时谁也未曾想到,顶着“青少年”名头的少年宫,有一天也会步入“中年危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校外培训的市场浪潮滚滚而来,青少年宫曾一度走到十字路口,成了教育中“隐秘的角落”,锋芒被遍地开花的民办培训机构掩盖。

  2021 年7月, “双减”政策出台。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减轻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负担,充分发挥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

  一纸政令下,民间教培市场日益规范,公立的青少年宫教培阵地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如前所述,在一些教育资源丰沛的一二线城市,近年来公立机构的青少年课外服务已然出现供不应求的现况;但与此同时,城乡间、东中西部区域间的课外教育资源失衡与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中西部的一些省市和乡镇,成建制的青少年宫数量较少。数量匮乏之外,有些地市的青少年宫囿于政策资金扶持力度不足、生源师资流失严重、教育内容窄化等原因,工作一度近乎停摆;甚至有些青少年宫因“工作清闲”成了一部分人躺平上岸的最佳选择。

  “这个事业编工作,工资在本地不算高,但相比学校来说学生少事也少,没啥竞争考核压力,目前就做一做课后托管服务。”来自湖北省某自治州青少年活动基地的一位教师说。

  2023年7月23日,在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青少年宫一篮球训练基地,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篮球基本动作训练。新华社发

  中国青少年宫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4月成立的大连市儿童文化馆。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校外教育机构。1953年,上海成立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为我国第一所成建制的青少年宫。

  此后几年间,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宫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国内更是建成数以万计覆盖广泛的校外教育场所,推动了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据华中科大2012年相关调研报告援引共青团中央早前数据显示:2000 年,全国青少宫阵地囊括近一万余所机构,中国平均51万名青少年拥有一所青少年宫。

  75年过去,如今的“青少年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涵盖各类少年宫、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营地、青少年教育基地等。“青少年宫”在新时代教育价值观的重塑中被赋予新内涵。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少年宫主要是通过学校或少先队推荐,而被推荐者还要参加少年宫组织的考试方可入场。一般来说,能进少年宫的学生大多是优等生或专业特长生;而各地的少年宫也都涌现了大量人才。著名画家陈逸飞就因在小学里展现出高超的板报水平,被推荐到上海少年宫学画,从而奠定了画家梦;作曲家徐沛东出自建立最早的大连少年宫;早期被称为“中国三大少年宫”的哈尔滨少年宫走出了孔令辉、师胜杰、冯晓泉等著名人物。

  彼时少年宫取得长足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还在于赶上了建国后的“婴儿潮”JBO竟博,学生数量暴增。因学校紧缺,师资力量不足JBO竟博,很多地方不得不实行二部制,即把学生分成两部,上午下午轮流上课。而少年宫的存在很好地填补了学生课余时间的空白,各地共青团也提出了很多具体方案,最终得到推广。一时间,读书、植树、音乐、棋类游戏、戏剧、朗诵、模型制作、露营、军事训练等多种深受儿童喜爱又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在各地少年宫广泛开展,不少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更是纷纷加入各地青少年宫传授知识和经验,为国家发展和建设培养了许多人才。

  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商业化校外培训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原本作为校外教育主阵地的青少年宫在校外教育领域的地位逐渐式微;此后教育信息化大潮下,井喷式发展的线上教育更是持挤压着青少年宫的市场。

  “和八九十年代独一无二的江湖地位不同,那时候没有竞争,可以说师资、生源、资金保障都是第一梯队的。现在,很多地市县城的青少年宫在自身人员、资金设施、课程硬件等方面整体都还是比较缺乏的。”无锡市少年宫主任李晓红认为,因功能定位不统一、教育质量不稳定,“双减”前很长一段时间,青少年宫的公共服务能力的确有所下降,社会对青少年宫的认同度也一度降低。

  在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部分差额拨款的校外教育单位存在资金保障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再加上生存压力,一些青少年宫不得不在公益性和市场化之间摇摆。有的青少年宫舍本逐末,通过有偿培训、商业承包、引进社会力量办学甚至是房屋出租等方式维持运转,教师们也纷纷“下海”,寻找更好的发展平台。

  “培训机构是以招生和市场为导向的,往往会开出高薪招揽名师,学生和家长也更愿意找有头衔的教师学习。但我们是坚守公益属性的,一些知名教师和优秀教师更愿意到培训机构工作。”谈及“双减”前国内青少年宫一度面临的发展瓶颈,保定市青少年宫综合部长王华分析称,很多地市尤其县城青少年宫的学费相对民办教培机构都是很低的,公益事业单位工资也基本固定的,没有那么多市场化激励机制,彼时学生和教师的流失本质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我在校外教育领域从教30多年了,实话实说,做校外教育真的是要靠情怀。”对此李晓红看似笑着自嘲,语气中却带着坚定。与王华所在的保定市青少年宫隶属共青团保定市委不同,李晓红所在的无锡市青少年宫是无锡市教育局直属事业单位,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最早一批建立的校外教育机构之一。

  作为青少年校外公办教育开展的主要载体,各地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教育机构在建立之初隶属关系就并不统一,除了教育部门和共青团之外,还有妇联、科委、福利机构等不同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如前述北京市的中国儿童中心就隶属全国妇联。不同管辖下各机构主要经费来源也有政府全额拨款和差额拨款之别。

  “单位性质不一样,主管部门的要求也就不一样,多头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立课外阵地的发展合力。”李晓红向记者介绍,当前的各类青少年宫管理属性不一,独立法人的事业单位有一类、二类、自收自支的,也有机构属于机关附设的。一些走向市场化的青少年宫已经实现自收自支企业化运作, 有的却还在僵化的传统体制下维持简单的运作。政出多门,使青少年宫在经费来源、人事制度、人员待遇等方面各行其是,在具体运作时也受限于管理模式不统一,行业保障和激励机制不健全,“这就容易出现内部运行缺乏活力,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人员序列、工资待遇、职称评定、举办定位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制约了校外活动场所功能的发挥与活力。”

  回望青少年宫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有憧憬也有迷茫,有昂扬也有失落,但“满足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始终是青少年宫事业发展的宗旨。“双减”后,民营课外教培规模和形态都有一定变化,多地青少年宫亦亟待在教育新时期探索出一条新路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5月31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实验小学龙山校区学生在科普游园会现场体验科创项目。 新华社发

  在倡导个性化教育和全人教育的今天,广大学生及家长对校外教育的青睐和期待,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艺术教育、学科培训等范畴,向课外、校外的文化生活、实践体验、综合能力提升延伸。主题营地、街舞培训、图形化编程、机器人AI…… 市场上各种名目的培训课程灵活应对着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需求,“双减”后学科类培训业务遭遇暴击的民办教培机构,近几年在这些综合实践类赛道上加码扩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特长教育市场竞争的白热化。此外,科技手段也被大规模整合赋能到教育中,促进了教育培训的智能化推进。

  “兴趣培养是刚需,像艺体美、科创实践类的课程一直以来都备受教培市场青睐,前景可观。”在中国儿童中心科技创客中心负责人孙怡然看来,公立的课外服务机构还是要科学审视和正确看待公众“卷”兴趣培养的需求,不断丰富创新课程设置、提供优质教育供给才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对此李晓红非常认同,“现在家长在选择机构的时候,除了考虑便捷,越来越注重教学的内容、形式与展示平台。如果青少年宫的教育教学水平、课程内容平台等无法满足学生深度、高阶、个性化学习的需求,生源必然会流向市场,继而引发师资流失、科目设置狭窄、学习内容简单、服务理念落后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她表示,当下不论市场培训机构还是体制内课外教培阵地,都需要不断创新课程设置才能更好地对接服务家长学生。“除了合唱、书画、航模这些传统优质项目会保留,每年我们无锡少年宫都一定会开设、引进一些前沿新颖课程。”

  而上海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的创新课程探索更是令记者眼前一亮。该科创基地于2018年依托上海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建成,是华东地区首家以青少年科创教育为主题的开放式“科技空间站”。集散地成立后,联合嘉定区教育学院、AISEED理事会,依托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共建了区域课程研发共同体,迄今已研发面向小初高的科创类课程 300 余门,服务全区 90 余所中小学。“作为学校科学教育的补充和提升,集散地是嘉定区学生的科创教育研学实践基地,是嘉定区科创师资的培训基地,是链接嘉定区企业与青少年进行互动的桥梁。”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称,针对不同认知水平和能力层级的学生,集散地提供普及、升维和高阶三个级别递增的综合课程群,每个课程群均涉及人工智能、科学实践、数字艺术和航空航天四大热门前沿领域。

  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创新课程供给,已成为各类青少年活动基地优质项目负责人的共识。“孩子们来青少年宫,就应该是因为热爱而来,好的课程就是孩子们奔赴热爱的源动力。”李晓红如是说。

  然而调研中南都记者也发现,这些课程创新成绩亮眼的青少年宫,往往处在教育资源聚集丰沛的一二线大城市,有些还存在对本地下级街区青少年活动阵地的虹吸效果;而不少三四线地市的青少年宫很多还停留在传统单一的“教画画、教唱歌、教跳舞”的内容与模式。

  与此同时,虽然持续多年的“培训热”在“双减”政策颁布后逐渐降温, 但一部分家长表示,在应试的惯性思维下,还是会为孩子选择学科培训为主的“培优补差”课程,即使是在北上广这类教育理念人均超前的一线都市,这些家长的底层功利教育观也大同小异;而即便是想要培养兴趣、 提升素质,这些家长也基本会选择离家近、专业水平高、项目更丰富的商业培训机构。

  “像少年宫或者儿童中心,这种普惠类的机构确实便宜,但僧多粥少抢不到,大部分课程也都是入门为主。真想往深了学,还是得掏钱,老师越好价越高,不指望大班上课能有提升。”上地学区的一位宝妈告诉记者,她的孩子就一直没参与这类公立机构的兴趣班,从幼儿园开始给孩子安排的钢琴冰球外语等培训都是选择私教上门授课,或家附近机构的一对一,“这片儿质量好的公办教培机构没几家,大伙都是扎堆攒小班或者找私教。除了不想舍近求远,主要还是教学质量高,贵是贵不少,但毕竟比金钱更宝贵的是孩子有限的时间。”

  在记者广泛走访交流的北京多位宝妈中,有人是少年宫的“拥趸”,觉得少年宫的兴趣班比其它机构更“靠谱儿”;也有人只觉得少年宫像是托儿所、老年大学一样的存在,并不考虑把孩子送进去;也有人压根不知道少年宫还有兴趣班,每年花“巨款”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甚至卷证书,最后却“半途而废”……

  许多青少年宫的师资由“编制内全职教师+外聘兼职教师”组成,由于财政、编制、专业发展等方面的限制,师资成为制约青少年宫发展的重要因素。

  校外教育缺乏统一管理, 无法实现系统内部的教师交流和师资调配,经常碰上“想开课却没老师”的情况。有条件的青少年宫一般会根据需求自主聘任相关专业教师,却无法实现对兼职教师的有效管理, 且由于有限的专业发展空间和工资待遇,教师的流动性很大。 另一边,对于编制内教师来说,其专业成长普遍缺少指导。由于人员编制有限,每个学科往往只配备少量教师,有些学科甚至由一名教师兼任多门课程,连保质保量完成课程都尚且困难,更遑论通过组织教研、开展课题研究等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大多数体制内的校外教育单位都面临人员少、师资缺的状况,我们单位也面临一样的困惑。”谈及师资培养,李晓红认为政策支持毕竟有限,等靠要是行不通的,”为了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师资队伍,我们近年尝试了主题课程项目式管理、名师工作室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名师工程、青蓝工程、推新人工程的三个工程,助力老中青优质师资技能的传帮带。”她表示,无锡少年宫师资培养的原则就是“定方向,搭平台;订目标,给机会;有考核,给奖励”,以此来激发各专业人员干事创业的活力,拓宽人才的多元培养渠道。

  “在一些小地方,专业人才培养的视野还是太窄了,缺乏资源的整合联动意识。”王华对同业普遍面临的师资困境也颇有感触。在保定少年宫多年的运营管理经验让她意识到,唯有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跨界联动、协同育人的枢纽型课外教育资源平台,才能从根本上应对师资短板。“比如我们就一直尝试联动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的师资指导少年宫课程的前期研发,也让我们的老师有机会参与一些高校机构的教育科研课题。这不仅利于提升师资队伍的水平,在交流中也能提前对接部分有志于课外教育的大学生,锁定人才池。”

  部分地区对青少年宫的教师成长不够重视,致使青少年宫难以凝聚、吸引人才,骨干教师力量薄弱,专业结构和人员结构不合理,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和上升通道。 缺少行动研究、同伴互助、专业引领和课题研究等,导致教师的教学动力不足,难以突破发展瓶颈。

  “还是要建立完善校外教育的督导考核和奖励机制,不能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说起来青少年宫老师是教师身份,但很多时候在系统内考评激励时又达不到校内表彰的级别。在这点上浙江做得比较好,我们交流中了解到,浙江那边团教口很早就联合制定了校内外统一的激励机制。”李晓红同时提到,整合资源不能光靠自身,更不能零打碎敲。青少年宫无论是团教妇哪类出身,加强与学校的联系是很关键的,此外就是在与企业机构合作联动中,可多搭建论坛、展览、主题活动等平台,开展常态化可持续联动,形成校企机构长效协同育人机制。

  “校外教育机构要发挥自身活动育人的优势,在内容设计、课程创新、资源联动上与学校深入合作。”周晓蕾谈到,中国儿童中心正在以科学教育为抓手,探索校外教育机构与学校结合的实践育人模式,以此为主题申报的课题已经获得教育部校外教育监管司的立项。

  “青少年宫不仅要有好的品牌活动,更要能把好活动延续下去的,这样品牌资源才能充分发挥价值,才能吸引更多的孩子主动走进少年宫,更好发挥校外主阵地的育人作用。”李晓红自豪地告诉记者,正是受益于科学用好了政府机关、专业协会、高职高校、党建联盟等条线的资源,他们在工作中得到了上级教育部门的信任与大力支持。去年无锡启动工程教育,中心教室就落地放在无锡少年宫,“在科学教育的顶层设计中把任务交给我们,既是对我们的信任,更是对我们发展的保驾护航。”

  “要带孩子多走出去,锤炼心胸眼界格局很有必要。这就更需要青少年宫有平台意识,像我们保定背靠京津冀教研圈的资源禀赋优势,就要充分用起来。”王华补充道。

  调研中,多位少年宫负责人都纷纷表示,青少年宫要发展,一是要多元路径去建设自身的资源、课程、活动、师资等,唤醒教师的发展意识,夯实人才梯队的建设。二是要做实做深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平台建设,深度发挥各地区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扩大优质资源总量,形成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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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进课外教育阵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前述社会聚焦的青少年宫师资培养与平台打造挑战,不少来自三四线的少年宫老师在调研中还向记者不约而同地提到,校外教育阵地建设的区域均衡常沦为被忽视的“隐私角落”。

  与全国三亿多未成年人口的规模相比,现有青少年宫的数量和服务能力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加之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城乡间的青少年宫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仍存在很大差距。

  尽管近年来国家着力推进乡村青少年宫建设,但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宫数量仍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大部分是依托农村中小学校现有场地和设施、依靠教师和志愿者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普及性课外活动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诸如办教网点撤并、教师补贴落实困难、器材配备不规范、 部分地区经费下拨不及时等问题,是此类乡村少年宫运转中的常事。

  “这边许多家长教育理念还是相对落后的,家庭条件也不好,再加上我们活动中心开设课程活动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公益性,基本收费很少,所以经费也很紧张。“前述湖北省某自治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老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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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乡村点所,硬件设施很难一簇而就,重点是要把优秀的师资派下去。一个好老师能带动一个村、一条街、一个镇。”王华介绍,保定少年宫长年开展 “流动少年宫”品牌活动送课下乡,组织全市域“红领巾风采大赛”评审,给下级镇街乡村的师生更多的展示平台和向上通道。

  “不仅是边远乡镇的村办机构,在部分中西部地区,其实少数省级宫层面都有这类情况。这些机构必须发掘自身资源、一定要走‘内涵发展’道路,不能等靠要。当然,国家层面的区域均衡顶层设计很重要。”李晓红说。

  “区域均衡,信息科技的赋能也很重要,拉平数字鸿沟。”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主任孙茜此前公开谈及这一议题时,强调了顺应教育数智化浪潮的重要性。她着重指出要利用科技化信息化途径,形成资源输出的有效路径,从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缩小区域、城乡、校 际差距,助力实现教育公平。

  推动青少年校外教育阵地优质均衡发展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面对新时期教育的新要求,青少年宫应该被看到, 更需要被看到。